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对党和国家当前所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它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样就可以看到每位学者历年被引次数的变化趋势。不过，本文使用的数据种类比较单一，不免较为片面，这是在写作之前需要特别强调的。

在方法上，本文运用CSSCI数据库来统计学者的被引次数，而不是采取技术上更高级的H评价指数。这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十数年。以中国法律史为例，李启成（北京大学）、80后的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邓建鹏（中央民族大学）的被引次数超过80次，而被引次数超过30次的其他学者目前也只查到2位。虽然知名的大牌学者更加知名，但世代交替已经开始了，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快。用数据客观评价学术群体的典型作品，是布迪厄的《人：学术者》[注释3]。

大致可以说的是，本文所公布的名单能够涵盖整个法学界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被遗漏的应该很少。实际上目前CSSCI期刊甚至是三大刊的不少论文，在文章一开始没有文献综述，甚至没有引证意识。根据该条款，北京市网约车管理细则规定网约车驾驶员必须是北京户籍，这就涉嫌户籍歧视，违反市场统一原则。

关键是，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不能违反行政许可法的市场统一原则。目前，观察北京市网约车管理细则的征求意见稿，我认为，它涉嫌同五个原则存在抵触或者不一致的情况。2003年的《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规定了一系列的制约，可以说立法者是费尽心思。公平原则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对待。

只是，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同样是非常繁琐的，如果寄希望于行政法规去设定行政许可，那么，国务院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台一部部行政法规，设定当时已经大量存在的行政管理又确实需要的许可（这些许可之前大多由部门规章创设），使这些许可合法化。这一点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考察作为补充。

《中国经济周刊》和智联招聘2015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个行业当中，平均月薪高于四千元的白领，只有银行业的非京籍人口比例低于京籍人口，其他的19个行业基本上非京籍人口要高于京籍人口。外部力量有可能依靠法院吗？根据《行政诉讼法》，如果北京市有关部门对违反最终生效实施的管理细则的网约车、网约车司机、网约车平台给出制裁，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是可以要求法院审查管理细则的合法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上位法只给出许可事项而没给出具体条件、标准的情况下，对下位法规定条件、标准进行有效的制约。网约车监管所涉及到的许可，必须受到《行政许可法》的约束。

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国务院的一纸决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以上就是我想说的五个原则，北京市网约车管理细则多有涉嫌与之抵触。这个看似针对行政许可本身设定的限制，也应该理解为可以适用于对行政许可条件的规定。为此，我还专门去网上了解了一下北京现在非京籍从业人口跟京籍从业人口的情况。

2004年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了，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所谓必要，就是最小侵害要求，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这就牵扯到《行政许可法》并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设定这个概念该怎么解释或理解？是仅仅创设一个许可名称呢？还是说要把名称所涉及到的许可条件、标准都应该明确地规定下来？从法治主义的角度来讲，不应该光是给出一个名称，有权设定许可的国家机关，应该把许可的条件、标准都明确规定下来。第三个是市场自主原则。

为什么，四个地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要拖到现在，同一日出台差不多相同内容的细则，而听取意见截止后，只有两个工作周供采纳意见、修改完善。北京市网约车管理细则关于车型的规定，就是违反了市场自主原则。这也就是经常所说的412号文。第一个是市场统一原则。所以，说到借助外部力量，还是让舆论促使政府作出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吧。为了很好地遏制这种现象，《行政许可法》需要对许可设定的主体、权限予以规定，但考虑到中国的立法体制，完全交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一部部立法完成大量许可的设定是很困难的，行政系统在相当范围内还需要保留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力，所以，国务院行政法规设定权利被保留下来

但是，当涉及已经发生效力的人大法律法规决议，应当认定当选无效者在这类议决中的投票仍然有效，不影响人大法律法规决议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两类机制有各自的特点：第一，决定主体代表范围和层级不同。

以辽宁贿选案为例，两种机制的决定主体分别应该是：罢免决定由辽宁省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当选无效决定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其区别主要不在于人大机关的层级本身的高低，而在于决定主体之层级所象征的选民范围不同。建议在《选举法》第48条之后增加一条，列举罢免事由，尤其是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贿选情形列入其中。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2日，第1064期。当时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筹备组，授权其行使相关职权。

然而，62名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有38名因涉案代表资格终止、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职务相应终止，不足半数的常委会已无法召开履行职责。方案一，建议《选举法》第二章选举机构最后增列一条，总结此类做法，规定因贿选等例外原因导致人大及其常委会瘫痪的情形，由上级人大常委会设立筹备组行使相关职权。间接选举中的罢免程序的启动，在人大会议需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在常委会需主任会议或者常委会五分之一以上的组成人员联名，较之当选无效程序来得复杂。而在辽宁贿选案中，根据《新闻联播》报道，523名辽宁省涉案人大代表，采用由原选举单位接受其辞职或被罢免两种途径来终止代表资格。

两案均采用由上级人大来决定成立筹备组的做法。对此，罢免事由可以规定形成罢免共识的法定情形，向弹劾程序进行改造。

辽宁案、衡阳案中行贿当选者的数目较大，这提醒我们，如果扣除这部分代表当选无效前的投票，原来过半数的决议可能过不了半数。在这个意义上，辽宁贿选案对于523名涉案省人大代表同时采用辞职和罢免两类途径分别终止相关涉案代表资格的程序选择，较好反映了《代表法》第49条辞职被接受和被罢免两类程序的分工格局。

被罢免导致的代表资格终止不具有溯及力，自被罢免之时起终止资格，一般而言当选无效则顾名思义地被认为自当选之时起就有溯及力地认定为无效。第三，程序复杂程度不同。

《代表法》第49条规定了代表资格终止的七类法定情形，其中有三种情形可适用于贿选案件：辞职被接受的、被罢免的、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然而，代表在被确认当选无效前在各类议决程序中的投票是否一并无效，并没有说明，《选举法》也未对此规定。然而，现实中基于罢免程序终止代表资格情形的比例很低，这与罢免事由在规范上不受限制形成鲜明对比，没有发挥罢免程序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前一特点决定了选举机构设置的另一个特征——临时性。

第二，程序属性的侧重点不同。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但确实是选举制度中的空白点。

即将到来的各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的首次换届选。究其原因，《选举法》对选举机构的设置和功能体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个是主要为换届选举而设置，在换届中本级人大常委会主持选举严格说来是上届本级人大常委会主持本届人大选举。

在法律修改之前，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强调贿选等典型的罢免事由。对两种机制比较可见，针对贿选的情形，它发生在当选之前，而非当选之后的职权行使过程中，因此，采用当选无效为宜。